公报时评:政策能改变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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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经济状况需要政策提振的时候,更多的区域经济议题就会浮现出来。人们习惯于在思考区域性经济问题时,将支点放在政策上,特别是相关区域特有的经济政策上。至少在区域经济运行这档子事上,人们是有政策依赖症的。当然,这个“病症”的产生也是托了政策的“福”——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政策来安排社会和经济生活,管理层也习惯于替全体民众安排社会和经济生活。改革开放几十年,情况有所改变,但没有彻底改变。每当经济发生周期性滑落时,包括管理者、企业、知识界和民众——多数人群的政策依赖症就会复发,表现出对倾向于自己行业、自己地区,甚至个人的特殊政策的饥渴。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成长的神话,就在于区域竞争激发的发展动力。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区域竞争主导的经济成长动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作为经济成长原动力的企业竞争和个人竞争。这使得人们更熟悉在政策框架内进行思考,而不熟悉在市场框架内思考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部分掩盖了经济整体性问题,使得人们更习惯于从局部考虑政策与策略的取舍,从短期获利判断一项政策的有效性。

管控区域竞争时,政策似乎不甘于只做“裁判员”,总是加入进去,或者干脆自己作为独立的方面参与实质性的竞争。而实际上管理者可能连“裁判员”也不应去做,因为,一旦做了“裁判员”,管理者自然变成规范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者自然会滋生维护自身规则和裁决“正确”的冲动,而“自是”的本能会推动管理者最终“站边”,或者成“另一边”。管理者的角色应该只是守护者,目的仅仅是保持市场的多元化,甚至不将“成长”作为目标。没有自己“利益”(包括现实的目标)的管理者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现实中,区域竞争的最终解决方案往往以“规划”形式出现,其核心是“分工”和“角色”。社会分工,包括区域产业的不同配置,是出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自然状态,当人们想用可执行的“文案”来涵盖社会历史过程,其效果是可疑的。分工的计划并非完全无效,但有效性多来自于行政力量的强推,最终违背经济活动的基本诉求: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收益。政策最善于改变成本构成,当成本是虚构的,那么收益也一定会不实。政策同时是一种最易变的影响因素,当政策发生改变,成本就会恢复自然状态,收益就会“原形毕露”。此时,不但原来投入的多余部分成本可能沉没,更可能的情况是,投入的全部的成本遭遇沉没。

每一个地区、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必须决定自己的生死和去留。惟有如此,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的才会是有抵抗力的机体和有生命力的个体。如果要改变,那就彻底改变,而不要暂时改变、虚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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