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救捞相关法律问题案例分析报告 ┆ 中国船东

海事 / /

作者

刘蓉,吴正栋,朱雪云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116600)


摘要 

   

救助与打捞行业近十年来在我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与之相伴随的法律纠纷也逐渐增多,但其中大部分的法律问题一直少有人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从法律实务着手,对中国十多年来的法院审判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诸多救捞法律问题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就其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救助与打捞 法律问题 案例分析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船舶日益大型化,船舶作业日益复杂化,船舶发生海难事故后对于救助打捞的要求更为迫切。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救捞法律纠纷问题的出现。因此,救捞法律问题是一项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海商法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当中,对救助与打捞问题进行体系化和实践性的研究却较少。为此,笔者欲从司法实践着手,首先在宏观上对救捞法律问题作一个体系化的梳理,以期为救捞法律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一、 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救捞相关法律问题综述

笔者搜集并整理出了2000年至2013年所发生的一些典型救捞案例,并按照案件类型以及所涉及的争议类型对案件进行了分类汇总。

案件类型

主要争议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救助报酬求偿案件

确定救助报酬的因素

16

27%

海难救助认定案件

对于海难救助合同构成要件的界定

15

25%

海事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纠纷案件

海事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是否有权请求救助报酬

6

10%

强制打捞的性质及各方法律关系纠纷案件

强制打捞的性质以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4

7%

合同救助认定纠纷案件

合同救助与其他形式救助的区别

3

5%

打捞费用性质纠纷案件

打捞费用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

2

3%

救助合同权利义务主体纠纷案件

救助合同下权利义务人是否限于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

2

3%

打捞单位资质纠纷案件

打捞单位不具有打捞资质对打捞合同效力的影响

2

3%

货物打捞责任人纠纷案件

船长船东对于货物打捞是否具有缔约代表权

2

3%

其他纠纷案件


24

41%

总数


59



 

二、 对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论分析

针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救捞相关法律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 海难救助报酬的确定及求偿问题

在不存在救助合同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海难救助报酬应当依据《海商法》第180条的规定来确定。但第180条仅是一些确定费用标准的原则性规定,且此前由交通部及国家物价局所拟定的《交通部国内航线海上救助打捞收费办法》及《交通部国际航线海上救助打捞收费办法》均已经被废止。这就导致实践中一旦因此发生争议,救助报酬的数额实难确定。而考察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多是根据当事人所提交的有关费用支出的证据来综合认定救助报酬的数额。因此,这就提醒救捞企业在从事救捞作业时,需要完整的保留有关费用支出的证据材料,以便于将来涉诉时能够为自身诉求提供支持。

(二) 海难救助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区分

实践中发生最多的案例就是海难救助合同和打捞合同的区别。由于救助和打捞适用不同的法律,遵循不同的报酬计算原则,因此在实践中区分救助和打捞意义重大。

两者最为核心的区分点在于海难救助的被救物必须是处于危险当中,这种危险是救助时仍在继续的,而打捞合同则是对于危险状态已经稳定的船舶和财产进行的,另外,打捞还应当考虑沉船沉物对于海上航行安全和环境的影响,而救助则不必考虑此项因素。

(三)海事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行为是否有权请求救助报酬

实践中发生海难事故后,遇难船舶往往会第一时间向海事主管机关发出求救信息,海事主管机关从事海难救助在实践中也是常有之事。然而被救方却常以海事主管机关具有法定的救助义务而拒绝支付相应的救助报酬和费用。根据《海商法》192条的规定“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由此可见,海事主管机关的身份并不会剥夺其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

但是对于海事主管机关获得救助报酬的问题不能够统而言之,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而区别对待。

首先,如果海事主管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控制、指挥救助作业,但并没有实际从事或者实施救助作业,该主管机关不具有救助人的法律地位,不享有和承担救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无权请求救助款项。

其次,如果海事主管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控制、指挥救助作业并且实际从事、参与或实施了救助行为。此时,海事主管机关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救助人的法律地位,可以在其实际从事救助作业范围内主张救助款项。

最后,如果海事主管机关独立的从事或实施救助作业,则该主管机关具有完全的救助人的法律地位,享有救助报酬的请求权。

另外,在为海事主管机关确定救助款项的时候应当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助人有所区别,例如,考虑救助成本时,海事主管机关隶属的参与救助人员的工资,使用国家为了海上安全而配备的船舶和设备的,应当予以相应的扣除。

(四)强制打捞的性质以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主管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强制打捞清除,其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承担。”在实践中,强制打捞清除由于海事主管机关的介入使得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具体分析如下:

1、海事主管机关和打捞清除责任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沉船沉物对于水上交通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时,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在责任主体拒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打捞清除义务的情况下,海事主管机关有权采取代履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责任主体承担。由此可以判断,海事主管机关和打捞清除责任人之间是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中是没有争议的。

2、海事主管机关和打捞清除单位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讲,海事主管机关代履行的程序应该是:(1)海事主管机关作出责令义务人限期打捞的行政决定;(2)将该行政决定送达义务人;(3)义务人若未能在限期内履行其行政义务,则可进入代履行程序;(4)海事主管机关作出代履行的行政决定,在决定中告知义务人代履行所要负担的费用的临时估算数额、缴纳处所及期限;(5)将代履行的行政决定送达义务人;(6)海事主管机关委托第三人实施代履行;(7)海事主管机关向第三人支付代履行费用;(8)若义务人未在限期内缴纳代履行费用,海事主管机关可移送有行政强制权的机关强制执行(在我国,也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理论上讲,一切程序完整的情况下,打捞清除单位作为代履行者,可以据此向主管机关主张打捞清除的费用以及报酬,海事主管机关在向打捞人支付打捞费用及报酬之后,有权向责任主体追偿该代履行费。在此种情况下,打捞清除单位和打捞清除责任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然而,实务中的操作往往并不完全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由于现实中的沉船的所有人往往难以支付高昂的打捞费用,海事局等主管海上交通安全的海事主管机关也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支付沉船沉物的打捞费用,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打捞费用的实现。有关海事主管机关为避免承担支付打捞费用的法律责任,在发生海难事故后,其往往通知其管辖区域有打捞能力的企业,而并不委托某特定的企业进行打捞。同时组织和指挥到场的企业和其自身的打捞船只进行打捞。主管机关和打捞单位之间由于缺少委托合同,所以往往很难将打捞清除单位认定为代履行人的法律地位。所以,打捞清除单位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向主管机关主张打捞清除费用。此时打捞清除单位往往会将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提起诉讼以主张打捞清除费用,而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似乎并不明朗,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并不统一,对此下文详述。

3、打捞清除责任人与打捞清除单位之间的关系

对于打捞清除责任人和打捞清除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打捞清除责任人和打捞清除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虽然打捞清除单位系接受海事主管机关的指令,但是从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上讲,打捞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发生在打捞清除单位和打捞清除责任人之间的。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打捞清除合同,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打捞清除单位和打捞清除责任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是,打捞清除单位实施打捞清除作业,事实上减轻了打捞清除义务人的打捞责任,但是这种打捞救助既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合同约定的义务,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应当认为两者之间形成了无因管理之债,打捞救助单位作为债权人有权向作为债务人一方的打捞救助责任人主张债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打捞救助单位是受到行政单位的指令才进行打捞救助作业的,因此不符合无因管理构成要件中“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的自愿原则,因此不应认定为无因管理,而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之债。因为两者之间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方受益;他方受损;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受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笔者认为,在打捞清除单位和相关主管机关没有签订委托合同的情况下,认定打捞清除单位和责任人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比较合理。因为,无论是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打捞清除单位向责任人主张的费用都应该限定为必要费用,而不应当包括盈利。然而,对于打捞清除单位而言,并没有法定的打捞清除义务,而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打捞清除作业。其打捞清除费用当中必然应当包括盈利部分。而如果将其认定为无因管理或者不当得利均不能保障盈利部分的实现,不利于鼓励打捞清除作业,进而不利于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将其认定为救助合同关系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五)打捞费用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

根据《海商法》207条第1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沉船沉物打捞责任人对于打捞费用不能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但是《海商法》207条第4款同时规定“责任人以外的其他人,为避免或者减少责任人依照本章规定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损失而采取措施的赔偿请求,以及因此项措施造成进一步损失的赔偿请求。”据此可以得出,如果是船舶碰撞导致船舶沉没而发生了打捞费用,船舶所有人对于打捞人不能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但是如果船舶所有人向有责任的碰撞船舶追偿该笔费用的时候,则对方船舶依法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六)救助合同下权利义务人是否限于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

实践中有案例表明,被救方以救助方不是救助作业船舶的的所有人为由,主张救助方无权获得救助报酬。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签订合同的当事方都就应当作为合同当事方承担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救助方享有请求救助报酬的权利是无疑的。并且,在实践中,租用船舶从事经营活动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因此在海难救助合同下,很有可能救助方和被救方都不是相应的船舶所有人。如果要求救助方必须是船舶所有人才有权取得救助报酬显然是与实践不符的,也是违背立法初衷的。

(七)打捞单位不具有打捞资质对打捞合同效力的影响

打捞清除作业是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要求都比较高的作业,因此交通部还专门制定了《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以规范打捞清除作业单位的资质。然而实践中,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不具有专业资质的打捞救助单位也会从事打捞清除作业,或者没有打捞资质的单位借用别人资质签订打捞合同,在此种情况下,合同的效力是否会受到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第五款应该做严格解释,一方面,合同所违反的只能限于法律、行政法规,若违反的只是部门规章等效力位阶较低的法律,则不会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另一方面,合同所违反的必须是强制性规定,若只是违反管理性规定,则只承担行政处罚,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对此也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另外,根据《合同法》第253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对于借用他人资质签订打捞清除合同的情况,即使合同不会当然无效,但是沉船沉物所有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借用人和出借人承担责任。

(八)沉船沉物的打捞责任主体

打捞沉船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除军事舰艇和木帆船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内河的沉船, 包括沉船本体、船上器物以及货物都适用本办法。”根据本条规定,随船沉没的货物属于沉船的打捞范围,应由沉没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统一承担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责任。《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本规定表明沉船沉物打捞责任主体包括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沉没物以及漂浮物所有人、经营人,因此原则上讲,沉船打捞的责任主体是沉船所有人、经营人,而沉没物的打捞责任主体则是沉没物的所有人、经营人。

由此可见,两个法律对于沉船沉物打捞责任主体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从法律位阶来看,《海上交通安全法》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并且其制定和生效的时间也晚于后者,因此应当遵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即在通常情况下,沉没物的打捞责任人是沉没物的所有人。

但是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货物随船沉没,打捞作业无法区分是针对船舶还是货物,最终打捞出来的价值既包括船舶也包括货物,在此种情况下,船舶所有人应当支付全部打捞清除费用再向货物所有人追偿,还是应该扣除打捞货物的部分,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连带责任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仅应支付打捞船舶的费用,对于打捞上来的货物的费用,打捞清除单位应当向货物所有人主张,此时,即使打捞人与货物所有人没有签订打捞合同,但却存在事实上的打捞合同,因此,打捞人可以向货物所有人主张权利。

三、对救捞单位的法律建议

针对上述法律问题,为救捞企业单位提供如下建议,防患于未然。

首先,救助合同和打捞合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尤其在报酬计算上,合同救助是严格遵照“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因此,救捞单位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到底是救助合同还是打捞合同。然而,认定是救助合同还是打捞合同并不以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名称来确定,而是遵照其法定的构成要件。作为救捞单位,应当熟知两种法律制度的区别,在实践中运用自如。

其次,对于救助报酬的确定,是实践中争议最多的问题,而法官最终认定主要依据还是当事人举证的程度。因此,救捞单位在从事救捞作业时务必注意证据的保留。

再次,强制打捞中存在着一系列十分复杂的法律关系,打捞方和海事主管机关,以及打捞方和打捞责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在强制打捞的情况下,打捞方是否有权向打捞责任人主张打捞费用,司法实践中基本认可了打捞方的这项权利,但是法理基础却不尽相同。然而,不同的法理依据将直接影响打捞费用的确定,比如,如果认定为无因管理,则只能主张必要支出而无权主张盈利,而这对打捞单位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因此,救捞单位在从事强制打捞时,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注意与打捞责任人签订打捞合同,或者与海事主管机关签订委托合同。

最后,对于打捞单位的资质问题。实践中,很多单位是借用他人资质来从事打捞作业,虽然根据《合同法》没有资质并不会导致合同当然无效,但是打捞合同相对方却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由出借方和借用方承担责任。因此,借用他人资质从事打捞作业无论对于借用方还是出借方都是有风险的,在此提醒救捞单位注意。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