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一周要闻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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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陆家嘴搭建服务“一带一路”平台 为金融机构等提供业务创新渠道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2、上海自贸区4年考 进阶连接世界的“桥头堡”


3、上海自贸区扩区效应明显 陆家嘴片区引进内外资大幅增长


4、上海自贸区四年新增海关注册企业1.8万家


5、十九大之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破局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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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搭建服务“一带一路”平台 为金融机构等提供业务创新渠道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和上海自贸区金改主战场的陆家嘴,目前正在搭建服务“一带一路”平台,全面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服务功能。

日前从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获悉,“一带一路”服务平台旨在为各类金融机构、投融资服务企业和企业等提供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业务创新的渠道。此前,陆家嘴联合中怡保险经纪、渣打银行和君合律师事务所举办“一带一路”背景下自贸区跨境投资和风险防范研讨会,宣传“一带一路”跨境投融资实践案例。


日前,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5亿元熊猫债,这是俄铝继今年3月首次发行10亿元熊猫债后的又一次发行。该期熊猫债的发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的有益尝试,进一步拓展了融资渠道。


上海市政府日前发布的《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中指出,下一步将依托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对接“一带一路”金融服务需求,加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目标是把上海建设成为“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和全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


金融资源丰富的陆家嘴,在“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打造方面无疑具有先天优势。数据显示,陆家嘴目前已集聚持牌类金融机构800多家、各类投资类机构5000多家、各类专业服务机构3000多家。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建木近日表示,陆家嘴正发挥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业集聚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等细分领域的专业服务。比如,远东宏信累计向“一带一路”重点省区相关实体企业投放资金近2000亿元,并且直接前往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投资建设机场、港口,积极支持海外基础设施建设。


《行动方案》同时指出,未来将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区设立金融资产管理机构,优化“一带一路”金融资产配置;引导“一带一路”相关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沿线国家(地区)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到上海设立机构;支持在上海设立“一带一路”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等。


“陆家嘴正积极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前来落户。”何建木透露。


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共有来自15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5家法人银行、13家外资银行分行和11个代表处,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银行机构绝大多数落户在陆家嘴。


在“引进来”同时,陆家嘴还积极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联国际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开展国际业务合作,推动机构和企业“走出去”。今年年初,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参与收购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股权。同时,陆家嘴积极组织申报自贸区专项资金,支持银联国际建设“国际自贸区跨境电商B2B综合支付服务平台”,目前该试点已投用,与南亚、韩国、中东、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市场的主流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达成合作,推动跨境B2B平台和商务卡在当地的应用,促进商贸合作,输出中国金融技术标准。


来源:浦东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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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4年考 进阶连接世界的“桥头堡”

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 )勇立改革潮头,今年3月,国务院对外公布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就首次提出了“自由贸易港”的概念。


截至9月底,上海自贸区挂牌4年整,细数过往,作为国内自贸区的排头兵,上海自贸区历经多次“蝶变”。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目前上海自贸区新注册企业4.8万家,月均注册企业数量是挂牌前的5倍,新注册企业活跃度超过80%。新设企业中,新设外商投资企业8781家,占比已从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目前的近20%。实到外资167亿美元,相当于挂牌前20多年总和的两倍。


“桥头堡定位是中央对上海的新要求。”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民表示,今年,桥头堡的定位第一次在《方案》中提出,而《方案》也是继2013年的总体方案和2015年的深化方案之后,国家出台的第3个改革方案,被称为“上海自贸区改革的3.0版”。


解码自贸区制度创新


企业一直被视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主体,近日,首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十大经典样本企业正式对外发布。记者注意到,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十大经典样本企业之一,不久前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0月11日,记者走访位于上海自贸区日京路68号的畅联股份时,畅联股份货代部副总经理康钧告诉记者:“近3年来,公司业绩年均增长30%,要感谢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许许多多的细节优化,使我们能够帮助客户降低库存,吸引外资企业将更多的业务带到上海自贸区来。”


在畅联股份总部,康钧指着展示墙上苹果、索尼、宝马、波科、利丰等世界500强企业,自豪地对记者介绍:“这些都是畅联股份的客户,其中苹果作为公司最大的客户,近三年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稳定在40%左右。”


 康钧回忆称,近年来,在与海关、国检等部门的沟通磨合中,检验检疫部门构建的基于风险分类监管的边检边放、空检海放等“十检十放”的监管新模式,企业受益很大。


例如,畅联股份的客户之一孩之宝公司有一批进口玩具,由于是法定检验商品,检测时间较长,极大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而实行空检海放后,孩之宝先将样品空运过来进行报检,然后通过海运将货品运送至港口,当货物从美国运到上海,检测结果也差不多已经出来,节省成本一半以上。


作为国内第一个自贸区,制度创新无疑是上海自贸区最核心的生命力。近日,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创新服务部主管合伙人蔡晓颖也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普华永道成立商务培训项目的想法始于3年前,但苦于当时政策不支持,项目无法落地。“You Plus特训计划今天能够实现从零到一,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转变,都得益于上海自贸区创新举措带来的制度红利。”


作为一名上海自贸区外高桥综合服务大厅窗口业务办理的一线人员,王连凤同样深切感受到制度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王连凤称,早期,她所处的外高桥综合服务大厅人口密度较高,1200平方米的一楼大厅每日被办理业务的人员挤得满满当当。然而,自推行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制后,王连凤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实现了“一口受理、网上推送、并联审批办事、统一发证”的高效服务模式,网上预约,最长等待时间只需10分钟。


先进后报、直通入区、负面清单、证照分离、单一窗口,这些“专业术语”的背后,是上海自贸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的“新路子”,也为后续加入的10个自贸区开创了一条改革经验之道。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经过4年建设,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基础性和核心制度创新,100多项改革创新成果已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复制推广,成为在新形势下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标杆和强大动力。


上海自贸区进入3.0时代


2013年挂牌至今,上海自贸区范围从28平方公里扩大至120.7平方公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3版更新至2017版,对外商投资的限制类和禁止类措施数量从190条缩减到95条。多位受访学者向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改革最大的动力在于开放、自主、创新。


华科大教授、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陈波告诉记者,4年时间里,上海自贸区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蜕变。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贸区,同时,首份负面清单对外公布;2015年,在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三个月后,陆家嘴片区、金桥片区和张江片区加入自贸区版图,逐步形成第二三产业聚集效应;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方案》,标志着上海自由贸区进入3.0时代。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日撰文指出,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率先探索自贸试验区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


“从原先对标国际先进的开放标准到现在对标国际最高的开放标准,对标目标的提升,推动上海自贸区打开‘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创新局面,而自由贸易港区的设立,亦成为上海自贸区改革3.0版本的一大亮点。”陈波对此解读称。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上海自贸区推出的相关试点,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钱春海表示,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步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自贸区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突破体制的限制,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上海自贸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寻找向上突破空间的一种尝试。”


当前,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活力明显增强。然而试验伊始,各方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2013版负面清单几乎没有引起外商的注意。


“2014年以后,不断更新的负面清单,以及市场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均对外商投资起到激励作用,促使外商投资总量不断攀高。”陈波介绍称。


“这毕竟是改革的第一步,对于中国的自贸区建设究竟如何发展,各方都在摸索当中。从四年来的实践来看,可以说,自贸区的发展是相当成功的。”钱春海提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二是形成了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建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三是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为全局性改革开放发挥了示范引领和突破带头作用。


不过,在钱春海看来,当前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改革举措系统集成不够,扩大开放压力测试不够,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不够,支持“走出去”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这将是上海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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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扩区效应明显 陆家嘴片区引进内外资大幅增长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至今已两年有余,陆家嘴片区共计新增企业户数8077家,是扩区前两年多新引进企业总量的2倍(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未扩区前,总共新引进企业4010家)。


2015年4月27日,上海自贸区从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120.72平方公里,从原有的综合保税区,扩区至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三大片区。


据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建木20日介绍,在这两年多时间内,陆家嘴片区累计引进内外资企业注册资本金10164亿元人民币,是扩区前两年多引资总量(2851亿元)的3.56倍。其中,累计吸引合同外资123.41亿美元,是扩区前两年多的2.59倍(当时47.65亿美元)。


何建木表示,陆家嘴片区两年多来的成就,均得益于自贸区的各项改革和发展政策。两年多来,陆家嘴积极推动市场准入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集聚各类机构,实现区域核心功能的有力提升,探索在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从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创新的角度看,陆家嘴片区产生了不少中国首创的典型案例。依照2015年版负面清单,2015年9月英国安本资产管理集团突破外商成立独资资产管理类公司的限制,正式落户陆家嘴,成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资产管理类公司。目前,已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28家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片区设立机构(其中管理资产规模全球排名前十的有8家,全球排名前50名的有17家)。

  

除此之外,内地首家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项下的合资全牌照券商――申港证券落户陆家嘴;中国首家由中外律师事务所(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奋迅律师事务所)联营的办公室在陆家嘴设立;中国首家经批准的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在陆家嘴注册。

  

此外,自贸区效应还进一步促进了机构集聚,极大增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等核心功能。截至2017年8月底,陆家嘴片区共有持牌类金融机构812家,其中自贸区扩区以来新增75家;航运类机构1206家,自贸区扩区以来新增132家。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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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四年新增海关注册企业1.8万家

上海海关10月25日发布消息称,上海自贸区成立四年来,新增海关注册企业1.8万家。目前,上海自贸区内海关注册企业总数达到2.7万家,短短四年间,新增海关注册企业数是之前总数的2倍。


  其中,外高桥保税区(含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保区分别新增企业14423家、577家和593家。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扩区后,自贸区新增区域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分别新增企业1186家、427家和595家。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红利溢出,正不断把企业“引进来”。


  上海海关相关人士表示,海关注册企业不仅在数量上实现快速增长,经济类型也呈现鲜明特点。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以来,海关新注册企业中,民营企业1.3万余家,占比高达76%;外商独资企业3000余家,占比18%;中外合资企业900余家,占比5%。


  此外,新增海关注册企业的行业分布也更为合理。新增企业覆盖54个行业,其中94%的企业为批发和零售业(贸易业)企业,近1.7万家;5%的企业为金融业企业。从行业分布看,新增企业对上海经济稳定发展、转型升级都存在积极影响。


  上述人士还表示,为了提高自贸区对企业的吸引力,上海海关早在2014年7月1日起就在自贸区内取消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试行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备案,通过减少审批层级和申请材料,简化了作业流程,将作业办理时间从原来的40个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作日。此外,上海海关在服务企业上也推出了“先进区、后报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帮助企业大幅缩短货物流转时间,提高物流速度,降低运营成本。


来源:中国证券网


5

十九大之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破局之策

十九大昨日胜利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期间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之路。


作为“一带一路”宏伟使命的重要载体,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规划不能仅着眼于港区建设本身,而需要站在如何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以港产城一体化为方针,统筹港区、产业、城市融合发展,以港产联动为切入,以港城融合为支撑,促进港产城整体发展,助力“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中国贸易向高质量转型。


国内存量的港口从类型、规模、配套设施、产业基础等条件来看,发展参差不齐,港、产、城之间的协同不强;而新近建设的内陆港口(以空港、铁路港为主)其运营效率仍待提高,港口带动区域发展的效应尚未体现。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投资运营主体均希望调整原有的港区发展模式,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寻求港区发展的破局之策。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尽管各省政府极力发展港区经济,在各港口城市“十三五”规划中均将港口作为当地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载体,但目前中国存量港口区位临近、同质化现象严重,而且大部分港口其腹地的产业以粗放型加工和传统商贸物流为主,与各地政府所期望发展的高端产业相去甚远。与国际港口在港、产、城的发展实践相比,国内的港区发展普遍存在港口能级不足、港产协同不高、港城互促不强三大挑战。


港口能级不足


国内东部沿海城市港口建设扎堆现象严重,而且各地政府为追求吞吐量带来的能级优势,在港口建设上功能重叠、设施建设重复、集约型利用水平不高。通过观察国际上综合性海港分布,200千米以内不应有同等规模的港口,而中国沿海平均50千米便有一个1000吨级以上规模的大港口,从而造成存量港口先天性的同质布局。


 “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欧班列成为新时期20个城市发展内陆港区经济的重要抓手。根据发改委《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预计“十三五”期末年开行5000列中欧快铁,即40万标箱吞吐量,分到每个城市的运量则屈指可数。各铁路港功能同质,纷纷通过政府补贴吸引货物,短期内仍难达到市场化运作条件。


从运营效率来看,目前多数新建内陆港口的运营及服务水平仍待提升。在多式联运推进上,各运输环节由不同部门“串联式”分管,且港口及货物信息在不同联运方式之间衔接不顺,难以形成有效联动。


港产协同不高


目前国内内陆港口发展与当地产业发展脱节,尚未形成港产联动。以空港为例,截止2016年底,全国225个民用机场中,约80个机场规划或建设临空经济区,但临空经济的发展需要周边地区布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及较高比重的服务业作为产业基础条件。在80个临空经济区中,仅有极少数经济区具备充足与适配的人才和产业基础。其次,内陆港口周边腹地的产业的经济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聚集效应难形成。另外,围绕内陆港口所发展的服务业,如: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商贸等高端产业多数处于初期起步阶段,难在短期内与港口的产业形成有效协同。


港城互促不强


综合分析国内港口城市发展所需的城市配套支持,往往发现当地城市打造优质配套的愿望非常迫切,但成功的寥寥无几。而对于发展产业地产的开发企业来说,他们往往更多是借产业新城之名,以较低成本获取商住用地进行销售回笼资金,真正倾力打造港口配套功能的产业地产少之又少。在港口城市的发展中,如何有效打造与港口发展相适应的品质城区,留驻高知人才,导入升级产业,促进产学研资源落地,实现四流汇聚,是这一时期各港区面临的普遍难题。


再造港区:港产城一体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部分城市提出了“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以“圈层”布局港口产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城市一味照搬国外先进案例,殊不知国外成熟港口的发展阶段与国内相距甚远。其先天的发展历史、政治因素、区位条件,以及后天的运营环境与国内相比仍有极大不同,使得简单的经验复制难以在国内取得成功。


基于国内港口的实际情况,思略特建议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应以能级提升为先决,港产联动为切入,港城融合为支撑。


提升港口能级


首先,港口各区域的设计应当实现业态与功能的合理布局。以荷兰鹿特丹港为例,其在货运码头和联运设施附近建设了不同功能的物流园区,分别为大宗产品、木材、钢材和石油、化工产品等提供储存配送服务,引导和鼓励到港货物进入物流园区,开展增值物流服务。而另一个国际先进的新加坡港则建设了集装箱配送中心、散货分拨中心和专业的汽车转运中心等,各个中心分工明确、集约经营,有效带动了服务业集聚。总体而言,港口的功能需要基于其将欲发展的商品贸易进行专业化的功能片区划分及建设。


其次,港口需要构建高效的多式联运体系,以提升港口的辐射效应。在多式联运中心建设上,可参考美国芝加哥铁路的多式联运中心站建设思路,基于业务需求规划数个多式联运中心站,每个中心规模合理,有效覆盖周边需求,既能体现集中带来的便利,也防止了因规模太大带来的效率下降。在多式联运数据连接上,世界一流的港口均能实现联运数据的有效联通。例如:德国汉堡港整合铁路、公路、水路、桥梁等交通运输数据,实现动态交通路径优化和泊车空间优化等大数据管理功能;香港通过“数码贸易运输网络系统”,将进出口公司、托运人、航运公司、运输设施使用者、银行、保险公司和海关联系起来,互相交换所需资料。


因此,国内港口在能级打造上,首先需要解决港区土地的统筹规划问题,港口需要对预留土地做好前置规划。其次,多式联运发展必须在体制机制层面上进行改革,解决关检等部门的利益诉求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数字化”、“并联式”、“平台化”的信息共享与发布渠道,才能实现多式联运的“一站式”服务支持。


促进港产联动


港口的特色产业打造可以围绕四个层面进行思考。第一,需要分析港口辐射范围内的产业基础,这是打造港口产业的直接起点;第二,分析周边区域产业的竞合态势,使得产业的打造与周边产业形成错位或配套,这是吸引未来产业落位的关键;第三,分析港口商品贸易所带来的潜在产业发展机会,分析港口的货物品类及其连接国家区域是发展适港产业的重点,从而发展壮大与港口联动的产业;第四,发展服务港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现代物流与金融商贸配套服务能进一步促进适港产业的聚集。在企业引进上,需要注重对外招商引资,把大型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通过引入大型龙头企业,带活周边产业链,围绕港口形成产业的聚集。


实现港城融合


首先,生活配套的构建应当做到与产业的合理匹配,不应一味追求高品质与国际化,合理、合适的商住配套才是港城一体的发展方向。例如,德克萨斯联盟提供了高端与中低端的社区职能,根据铁路港区需要人才的不同层次,分别建设宜居社区和国际高端社区。


其次,把高知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以人才输送、技术创新、企业孵化反哺临港产业。例如,新加坡将人才视为最大的资源,一方面重视人才培养,设立了“总统奖学金”等,选派优秀大学生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另一方面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在海外设立八个“联系新加坡联络处”,负责宣传和招聘联络工作,目前在新加坡全岛从事信息与通信专业技术的人员中30%来自国外。


总体来看,中国港口发展面临上位规划难以有效落地的问题,这需要从战略规划、能力体系、体制机制上统筹解决。从战略规划上,港口之间需自上而下形成差异化定位,其货物、产业应更有方向性;从能力体系上,需要更关注核心的运营能力,主要体现在港口贸易体系的建立和特色产业的优势挖掘;从体制机制上,务必及早解决各阶层、各部门之间的利益诉求,形成更为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运作体系。把握机遇,勇于创新,推动港产城一体化理念落地,将助力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港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


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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